内蒙古监管局通报表彰辖区2017年度民航安全信息管理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

从规范意义而言，公民与行政机关是一种参与和保障参与的关系，该项规范是宪法作为根本法在行政举报事务上的宏观体现，亦为举报人参与其中的宪法规范之源头。

第三，作为一种应受保护的权利种类的概念表述（13处）。上述两次对七八宪法部分条文的修改，从宪法规范上否定了大民主的合法性，以保持宪法与民主实践之间的平衡，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奠定了宪法基础，但这种局部修改无法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根据宪法规定，所有的国家机构运行均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能够促使各类国家机关提高能力和效率、增进协调和配合，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协调高效的国家机关制度条件。总之，全民讨论宪法修改草案充分体现了宪法的人民性与民主性，为宪法得到有效实施以及凝聚宪法共识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为在社会变迁中发展人民民主提供了规范与价值基础。把不同法律文本中的民主一词加以类型化，可以区分为五种类型。宪法确立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从法律上和事实上保证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真实的自由和权利。

五四宪法的制定过程把领导机关意见与人民群众讨论相结合，使人民发挥制宪主体的作用，是一场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原草案中曾考虑列举通过工会、职工代表大会、青年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来管理国家，后觉得这种罗列无法穷尽，改采用原则性的表述。张友渔先生直接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何华辉、许崇德两位还特别就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包括对全国人大作出的决定进行补充、修改和调整，是否超越全国人大的职权、是否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存在冲突，做出了回应。首先，是代表机关的功能协调观念，即兼顾民主代议与有效议决两个并行不悖的功能。无论是基本法律数量有限，还是立法体系总体上规模有限，立法需求对于立法机关并不会带来太多的负担。在彭真所作的有关《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还特别强调了吸纳全民讨论建议后对草案做出的调整，包括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律修改权的行使增加限制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说明并未提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基本法律修改权的方案。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是专门针对该项权力的。

在宪法修改第一阶段（1980年9月至1982年2月）的大部分时间，两院制曾是被重点关注的方案。同时，这是一种基于合理性判断的监督权，理论上赋予全国人大更广泛的问责权限。1982年4月27日，副秘书长胡绳就宪法草案答记者问时指出：要它（指全国人大）来制定所有的法律是不现实的。四、变法模式：传统续造 基本法律修改权的设置也反对于上述两次授权决定所产生映了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制度设计的一种模式，即在甄别的基础上系统恢复并充分利用已有的制度建设经验。

在1980年9月24日、25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第二、三次会议上，很多人主张实行两院制。二、法律修改权的制度雏形 （一）1954年宪法确立的立法体制及其运行情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曾实行过主体多元的立法体制。因此，工作报告稿中加了一段关于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法律修改权的文字。其他学者则从法律体系结构的角度论证基本法律数量的有限性。

这是一种各司其职、各安其分的设置。因此，必须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职权。

据统计，在此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共通过14部法令、决定、决议，包括《逮捕拘留条例》《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公安派出所组织条例》《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等。其一，宪法中多处提到‘依照法律规定的字样，但许多方面尚未立法。

立法数量有限论为全国人大与其常委会之间的分工也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一些条文缺乏弹性，难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导致刚实施的法律便面临修改的窘境。（二）完善立法体制的建议及回应 1954年宪法所确立的立法体制很快就需要调整。这样，人大常委会可以比较经常的开会。1981年7月22日，在听取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副秘书长胡绳汇报时，彭真明确反对两院制，并指出，此前曾与邓小平沟通，两人意见是一致的。原来的规定是，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额：（一）省、直辖市二十五人至五十五人。

1959年4月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纳了上述建议：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大会授权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情况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对现行法律中一些已经不适用的条文，适时地加以修改，作出新的规定。显然，加强合作与明确分工是两个立足点完全不同的制度诉求，这也是前期讨论中尚未涉及的。

其二，是修改幅度的限制，即部分的修改和补充。常委会每年均将其制定法令的情况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加强立法工作的重要内容向全国人大代表进行报告，从而提前加深了代表对其行使立法权的认同，并为后续制度设计建立必要的共识。

使立法和重大问题的决议更严密，实行监督更有效。第5项乡、民族乡、镇三人至十三人被修改为乡、民族乡、镇五人至十五人，人口特多的乡、民族乡、镇至多不超过二十五人。

新增的基本法律修改权条款则致力于解决分工基础上所衍生出的、现实的合作问题，即如何应对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基本法律修改的客观需求。其他类似的法律、法规还包括《民族区域自治法》《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逮捕拘留条例》等。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显然将推动大量立法工作的进行。全国人大的领导人对此高度重视，提出：常委会首先要抓紧立法工作。

这样，它就起了一个国会的作用，跟一个经常工作的国会差不多的作用。全国性的重大问题，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在它闭会期间，经过它的常务委员会讨论和决定。

王德祥、徐炳均认为，基本法律就其数量来说并不多。这个意见很对，现第五十五条第一款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制定法律和法令。

（三）基本法律修改权方案初现 1982年，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以下简称《宪法修改草案》），并于当年4月26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予以公布、供全民讨论。具体的分工方案反映了以决策事务的重要性为衡量标准的抓大放小的理念，即由全国人大负责更为重要、非做不可的议决，而其他繁重的立法工作和其他经常工作则由其常设机关来承担。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大也能够力所能及地制定基本法律，而其常委会也可以从容胜任剩余的立法工作。例如，在1957年的报告中，《关于宽大处理和安置城市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决定》《关于对反革命分子的管制一律由人民法院判决的决定》《1957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人民警察条例》《关于增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自留地的决定》的制定情况被纳入在制定法令工作方面专门予以报告。与此前不同的是，1954年宪法确立了高度集中的一元立法体制，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有权修改宪法、制定法律、监督宪法的实施。据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年间，这类法规数量上超过中央一级立法，构成立法供给的主体部分。

两个决议所确立的甄别法律、法令效力的标准也基本相同。另一方面，代表大会规模太大，无法有效开展议决。

其次，他提出了若干具体的分工及职权配置方案。何华辉、许崇德两先生则共同指出，这能够克服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困难，使全国人大更好地发挥其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加强其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加强其行使最高国家权力的能力。

许崇德也主张，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的只限于国家的几种基本法律。显然，由于单行法规被定性为部分性质的法律，使得全国人大常委会得以通过授权决定开始行使某种程度上与全国人大同质的立法权。